1993年10月10日，星期日的早晨。
韓國西海岸，扶安鎮附近的蝟島外海。
一艘小小的輪渡，載著島上居民與週末的釣客，人數遠遠超過了額定載客量，駛離了波長金港。船名叫西海輪渡號，目的地是本土的格浦港，坐船約一個多小時。
那天的海況很差。陣風漸起，浪頭很高。船還是出航了。在一座名叫臨水島的小島附近，它遇上了一陣突如其來的強風，正當它掉轉船頭想返港時，一道橫浪打來，船身猛地傾側。接下來的一切，只在轉瞬之間。
它的法定載客量是221人。船上卻載了362人。那一天，其中292人再也沒有回來。這是韓國海難史上最慘痛的名字之一。
這篇文章，不是講這艘船如何沉沒的。那件事早已被痛徹地查明。這篇文章，講的是船沉之後的那十天——講的是整個國家如何追捕一個人。一個從不存在的逃亡者。
事故，以及一件立刻就顯得不對勁的事
先說事實。不是為了翻攪慘狀，而是為了理解那則建立在它之上的謠言。
西海輪渡號是一艘110噸級的小型鋼船，每天往返蝟島與格浦一趟。那天早晨，正值釣魚旺季，船上擠滿了乘客。載客量超出法定上限的一點六倍，還載了貨。天候不佳，船仍舊出港了。這是一次貿然的出航。
在外海遭遇強風後，船在試圖返航時失去了平衡，很快傾覆下沉。被活著救起的人寥寥無幾。消息在當天下午傳遍全國。電視整日播著蝟島外海的救援現場。整個國家都盯著那片海。
而在那片凝視之中，有一件事扣住了人們的心。
船長，哪裡都看不到。
罹難者名單不斷增長，可是駕船的那個人——船長白雲斗，卻不見蹤影。遺體沒有浮上來，也不在獲救者名單上。參與救援的民間漁船上的人、活著回來的生還者——沒有一個人說，自己在水裡或船上見過船長。
只是有一具遺體，還沒被尋獲而已。就只是這樣。然而，就從這一個空缺裡，一個長達十天的故事整個灌了進來。
「船長一個人游泳逃走了」
謠言傳得很快。從事故的第二天起，一句話便在人們口耳之間蔓延開來。
船長棄船，自己一個人活了下來。
起初，那大概是個問號。船長為什麼不見了？但問號沒有持續多久。在一片死了292人的海上，人們需要一個答案——而在答案之前，他們更需要一個名字。一張可以究責的臉，一個可以憎恨的對象，一個能為這場毫無意義的死亡賦予理由的人。
那個位置，被安上了船長。
問號很快變成了確信。他一個人游到附近的島上逃走了。 他溜上了本土。 謠言還傳得更遠。他偷渡去了日本。 他連疏散命令都沒下，拋下乘客，只顧自己活命。 死亡的規模越大，謠言就越大。彷彿一個會拋下292人的人，就得是這樣的惡徒，這場悲劇才說得通。
接著，目擊說法也加了進來。事故之後，有人通報說在附近的港口「見到一個很像白船長的人」。有人說在本土某條巷子裡見過他，有人說在另一座島上。通報說得很具體，越具體，人們就越相信。此時的船長，已不再是「失蹤的船長」，而是「逃走的船長」。
媒體照抄，檢方發出通緝
謠言可怕的地方在於，謠言單靠自己活不長久。謠言以權威為食而壯大。而在1993年的秋天，西海輪渡號的謠言，被加載了兩種權威。
第一種是媒體。目擊說法一出現，報紙與電視便照抄了下來。未經查證的通報變成了報導，「船長逃走說」乘著鉛字與電波，被送進了全國的客廳。速度跑在了查證前面。在一場全國都在凝視的大災難面前，媒體競相搶著最先報出新消息，而在這場競爭中，謠言與事實的界線模糊了。
第二種是偵查機關。當逃走說膨脹到無法收拾時，檢方與警方真的動了。他們對白雲斗船長發出了全國通緝。一艘沉船的船長，被認定為一名活著逃走的嫌疑人，追捕就此展開。這是前所未聞的局面：一場重大海難的船長，在遺體都尚未被收殮之前，就成了通緝犯。
在這裡稍微停一下。通緝不是謠言。它是國家正式宣告「此人是一名逃走的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也就是說，此時的大韓民國，用制度把一個還躺在海底的人變成了逃亡者。謠言穿過媒體，蓋上了國家的印章。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還有一股把謠言往上推的力量。
餵養謠言的，是悲傷
蝟島的碼頭上，聚集著罹難者的家屬。他們是被海奪走了親人的人。有的還在等遺體，有的已經認了屍。而他們的悲傷，無法只停留在悲傷。
他們需要憤怒。因為唯有這死亡不只是一場意外，而是某個人的過錯，它才會變成一份扛得起的重量。若說是自然吞沒了船，那就誰也怨不了。但若說是有人棄了船——那就有人可以怨了。怨恨比悲傷更容易抓住。箭，得有個靶，才飛得出去。
船長的空缺，是一個完美的靶。他是船的負責人；沒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而最重要的是，他無法反駁。死者無從辯白。於是家屬的憤怒、大眾的懷疑、媒體的快報，全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匯聚。所有人都指向同一個人。
這不是一個要責怪誰的故事。家屬的憤怒，是正當悲傷的另一張臉。問題在於，那份悲傷沒能等一等事實；而在它身旁的大人們——媒體與當局——沒有去攙扶那份悲傷，反倒一起把它推了下去。
十天後，在船裡找到了他
謠言正達頂峰之際，打撈作業正在進行。而在事故五天後的10月15日——船體之中，找到了船長。
他沒有逃走。
白雲斗船長的遺體，在船的通信室裡。就在駕駛室後方，那個用無線電呼救的地方。在船傾覆的那一刻，他並沒有往岸上逃，而是衝進了通信室。就在他直到最後都想呼救的那個地方，湧入的海水堵死了門，他出不來了。輪機長與甲板長的遺體，也一起被找到。駕駛這艘船的人們，並沒有棄船，而是與船同在。
那個被全國通緝的逃亡者，從一開始就在海底的那個位置上。他沒有游泳逃走，沒有偷渡，也沒有拋下任何人。他死在自己的崗位上。當謠言把他變成全國的兇手時，他的遺體正在通信室裡，等著被人尋獲。
那麼，附近港口那些「見到很像船長的人」的目擊說法又是怎麼回事？後來查明，一名目擊者把當時出現在事故現場的蝟島派出所所長，錯認成了白船長。一件出於認錯人的通報，就把一個人變成了逃亡者，甚至引出了國家的通緝令。
為什麼全國都相信了它
現在，真正該問的問題來了。遺體在船裡——只要稍微一想，就與逃走說根本兜不攏。那麼，為什麼那則謠言傳得那麼快、那麼廣，扎得那麼牢？
第一，憤怒需要一個靶。 292人的死，是沒有理由的死。人無法長久忍受沒有理由的痛苦。若相信這是某人的惡意所致，那麼世界至少變成了一個可以被解釋的地方。逃走的船長，就是那個為無法承受的悲傷賦予理由的故事。
第二，存在著對當局的不信任。 人們並不照單全收政府的公告。為什麼超載？為什麼在惡劣天候下放它出港？——這場慘劇本身就是體制的失敗，那麼這體制說出的話，也就無從相信。當官方的說法填不了空缺，謠言便會坐上那個位置。
第三，媒體展開了照抄競賽。 一則通報未經查證就被搬進報導的那一刻，謠言便披上了事實的外衣。「有一則目擊說法稱……」這樣的句子，在讀者心裡留下的，是「他做了……」。變成鉛字的謠言，就不再是謠言，而成了新聞。
第四，存在著那個時代的情緒。 1990年代初，韓國正處於大型災難接連爆發的時期。垮掉的橋、崩塌的樓、沉沒的船——在人們心底，深深橫著一種冷嘲：「到頭來，有頭有臉的人、該負責的人，只顧自己活命。」在這套冷嘲的文法裡，「船長為了自己活命而逃走」這樣的故事，實在太順理成章了。人們並不是重新相信了這個故事。他們只是把自己早已相信的東西，貼到了這起事件上而已。
謠言不在真空裡誕生。謠言坐進的，是人們早已為它備好的座位。西海輪渡號的船長逃走說，恰好落進了那個時代預先挖好的座位裡。
誤報，以及留下的名字
船長的遺體被找到後，逃走說瞬間崩塌。而在那載著謠言跑的媒體身上，留下了誤報的烙印。
西海輪渡號的船長生還說，被記錄為韓國新聞史上具代表性的集體誤報案例。競相照抄未經查證的目擊說法，其結果，是媒體把一個死者說成了一個活著的逃亡者。而且不是一兩家媒體，是許多家，持續了好幾天。這樁事，日後每當談起災難報導的倫理時，總被喚出來當作反面教材。它示範了：當媒體把未經證實的東西當作已證實的來報，能摧毀什麼。
更正只花了幾天。遺體一被找到，逃走說就被更正為不實。但更正的報導，總是比誤報的報導更小、更安靜。在一個人被烙上逃亡者印記的那幾天裡，被刻進「白雲斗」這個名字裡的東西，一則短短的更正，真能不留痕跡地抹去嗎？他早已死在船裡，甚至不知道自己成了怎樣一則謠言的主角。
災難之後的謠言，處處都有
這不是陌生的故事。大災難之後總有尋找替罪羊的謠言流傳，這並非某個國家、某個時代的事，而更接近一種人類普遍的反應。
回望歷史，大事故或災害之後，幾乎總會跟著一種說法——「是有人故意的」「真正的原因另有其事」「該負責的人自己一個人活著溜了」。瘟疫流行，就有人下毒井裡的謠言；城市燃燒，就有人縱火的說法傳開。面對無從理解的痛苦，人的心總會找出「故意」二字。因為，弔詭的是，某人的惡意，總比偶然的不幸更讓人受得了。
在海上更是如此。那片遼闊而沉默的海，是一塊吸納謠言的海綿。目擊者少，證據沉入水中，查證緩慢。故事便從那些縫隙裡流了進來。就像我們在這個網站上寫過的烏蘭美丹號之謎那樣，海，總是把謠言留得比事實更久。
這起事件留下了什麼
西海輪渡號留下了一個沉痛的教訓。沒能防住超載與超裝的管理，沒能攔下惡劣天候出航的管控，沒能正常運作的救生設備——這場慘劇之後，海運的安全法規被修訂，對客船運營與載客管理的監督被加強了。這是292條性命所能留下的，至少的一點痕跡。
但這起事件還留下了另一樣東西。一樣法規修不了的東西。
三十年過去，每當有大災難發生，類似的模式便一再重演。未經查證的說法乘著悲傷擴散，某個人在轉瞬間被指為兇手，事後真相水落石出，便悄悄被更正。謠言的文法，那時與此刻，驚人地一致。悲傷尋找靶心，不信填補空缺，速度超越真相。
技術變了。如今謠言不再靠報紙與電視，而是乘著你手中的螢幕擴散——比從前快得多、遠得多，也難消得多。西海輪渡號的那十天，若換到今天，會被壓縮成幾個小時。但在那時間之中運作的人心，與三十年前站在蝟島碼頭上的那些人的心，並無二致。面對沒有理由的痛，我們至今仍在製造理由。
同一個時代裡撼動韓國的另一則謎團，五大洋集體離奇死亡事件，若說它留下的是「什麼才是事實」這個問題，那麼西海輪渡號船長的故事，留下的則是「我們為什麼相信了並非事實的東西」這個問題。
在合上這個抽屜之前
白雲斗船長沒有逃走。
這一句話，我要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再一次釘牢。他沒有棄船。他沒有游泳逃走，沒有偷渡去日本。他死在呼救的通信室裡，與他所指揮的船同在。「逃亡者」這個名字，是被扣在他頭上的，不是他做下的。
謠言，在他遺體被找到的那天結束了。但，製造出那謠言的不信，並沒有結束。悲傷至今仍在尋找靶心，人們至今仍在事實之前先相信故事。蝟島的外海重歸平靜，但那片海向我們拋出的問題，至今仍在等待答案。
一個人的清白得以昭雪，花了五天。而在那五天裡，全國早已下定了決心。當真相抵達時，多數人正望向別處。
謹以此文，紀念292位罹難者，以及一位堅守自己的船直到最後的船長。不是作為謠言——而是作為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