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12日清晨， 首尔恩平区佛光洞的一处公寓。
有人报警，说七楼有白烟正往外冒。
消防队赶到，扑灭了火。
那是一场小小的火灾。
可是灭火之后走进浴室时， 消防队员们停下了脚步。
浴缸里， 有两个人。
一名年轻女子， 和一个非常幼小的孩子。
正是住在这里的牙医， 和她的女儿。
本该是平凡的一个早晨
死者是一名三十出头的女牙医。
女儿才刚满两岁。
那一天本是个特别的日子。
那天早上， 丈夫正要第一次开自己的医院。
他在城市另一侧的江西区傍花洞 新开了一家私人医院， 是地方医科大学毕业的外科医生。
夫妻俩都是医生， 孩子两岁， 那天本该是崭新起点的早晨。
本该如此。
在1990年代的韩国，医生这个身份 在社会上分量极重—— 它是体面、稳定与美好未来的象征。 这本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家庭。
反锁的门
警察赶到，勘查了现场。
一个反常之处很快浮现出来。
大门是从里面反锁的。
也没有发现任何外人闯入的痕迹。
窗户和其他出入口， 都没有被撬开的迹象。
从屋内烧起的火， 看上去像是有人想把母女的死 伪装成火灾。
有人加害了她们两个， 再在上面放了一把火。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便收窄成一点。
一间从里面反锁的屋子。 没有闯入的痕迹。
当时，是谁在里面。
最亲近的人
侦查很自然地 转向了最亲近的那个人。
丈夫。
丈夫的陈述是这样的：
“上午7点我出门的时候， 妻子和孩子都还活着。 是她们俩送我去医院上班的。”
经确认，他抵达江西区傍花洞医院的 时间大约是上午8点。
于是整桩案子， 都系在了一个问题上。
母女究竟是几点死的。
如果是在上午7点之前死亡， 那么当时还在屋里的丈夫， 就成了最有嫌疑的人。
如果是在上午7点之后死亡， 丈夫早已离家， 不在场证明便成立了。
死亡推定时间。
这一个点， 成了区分一个人生与死的 分界线。
没有测量的那些数据
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要准确推定死亡时间， 现场有些数据是必须测量的：
尸体的体温（直肠温度）， 以及尸体所浸泡的 浴缸水温。
体温下降的速度， 是推定死亡时间的关键线索。
然而据称，勘查现场的负责人 并没有测量这些温度。
最重要的那组数字，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初步侦查留下的这个空白， 在此后的八年里 一直纠缠着这桩案件。
科学鉴定开始崩塌的地方， 不是法庭， 正是这个现场。
胃里的时钟
在无法依靠温度的情况下， 检方转而依赖另一条线索：
死者胃中残留食物的 消化程度。
人吃下食物后， 胃里的内容物会以大致恒定的速度 被消化、往下排送。
把前一晚的最后一餐， 与胃中残留食物的状态相比对， 理论上就能 反推出大致的死亡时间。
检方委托了国内顶尖的 三位法医学专家进行鉴定。
三人都给出了 “死者在上午7点之前死亡” 这一意见。
也就是丈夫仍在家中的时段。
正是以这份意见为依据， 丈夫被送上了法庭。
一审，死刑
1996年2月。
一审法院对丈夫 判处了死刑。
从里面反锁的屋子， 没有闯入的痕迹， 死亡推定时间， 以及企图伪装成火灾的种种情形。
这一切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既没有直接目击者， 也没有决定性的物证， 但整套情况证据看上去环环相扣。
一个人， 被判处了死刑。
如果到此为止， 这桩案件也许就只会被 记录为一场悲剧性的家庭惨案。
然而这桩案子， 才刚刚开始。
反转，再反转
几个月后的1996年6月， 二审的判断被彻底推翻。
无罪。
二审法院认为， 死亡时间推定的依据 并不确凿。
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 个体差异极大， 若不能准确确定前一晚 进餐的时间与分量， 就难以做出精确的计算。
1998年，最高法院再次推翻。
以有罪的判断意旨， 将案件 发回下级法院重审。
撤销发回。
而在2001年， 重新开庭的审判中 又一次宣判无罪。
死刑 → 无罪 → 发回 → 无罪。
围绕同一桩案件， 法院的判断 如此反复相左的情形， 实属罕见。
来自瑞士的证人
在这场漫长拉锯的正中央， 出现了一位外国法医学者。
辩护方 请来了瑞士法医学者 托马斯·克隆佩赫（Thomas Krompecher）， 让他站上证人席。
他长年研究尸僵、尸体现象 以及死亡时间的推定， 是国际公认的权威。
他的证词毫不含糊：
“以目前的科学水平， 无法把死亡时间 锁定在某一个时点。 死亡发生在上午7点之后的可能性 也不能排除。”
检方专家们咬定为“7点之前”的 那个关键点， 被他正面动摇了。
一旦7点之后死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丈夫的不在场证明就重新成立。
科学与科学在法庭上正面碰撞， 在两者之间， “合理怀疑”一点点生长起来。
所谓没有证据
刑事审判有一条古老的原则。
疑罪从无，有利于被告。
要判处有罪， 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 加以证明。
而这桩案件里， 并没有直接证明 丈夫是凶手的证据。
没有目击者， 也没有决定性的物证。
剩下的，只有情况证据。
而作为这些情况证据核心的 死亡时间， 本身也走到了 “无法确定”的结论。
法院的判断，可以这样归纳：
嫌疑确实可疑，这是事实。 但仅凭怀疑， 无法惩罚一个人。
即便把所有间接的情况证据都汇总起来， 也不足以 抹去合理怀疑。
八年，以及最高法院
2003年2月27日。
最高法院终于 确定了无罪。
从1995年案发算起， 大约八年。
历经五次审判， 一个人曾是死刑犯， 又是无罪之身， 再度成为被告， 最终以无罪获释。
在法律上明确的事实， 只有一条。
丈夫无罪。
他没有作为这桩案件的凶手 受到惩罚。
而在这里， 留下了最令人发冷的问题。
那么，是谁杀了这对母女。
遗留下来的悬案
如果丈夫无罪， 那真凶就另有其人。
可那个真凶， 终究没能查明。
从里面反锁的屋子， 没有闯入痕迹， 没有决定性物证， 还有在初步侦查中 错失的温度记录。
因为最重要的线索 在案件之初就已消失， 侦查再也无法把它们补回来。
随着时间流逝， 现场消失了， 记忆也变得模糊。
这桩案件， 成了韩国最具代表性的 悬案之一。
法律断定某个人不是凶手， 但真正的凶手本应站立的位置， 一直空着， 延续至今。
究竟是什么崩塌了
这桩案件至今 仍被频繁提及的原因， 并不只是因为它残忍。
而是因为它极其鲜明地展示了， 科学鉴定 如何在法庭上崩塌。
死亡时间的推定， 看上去像是科学。
毕竟有三位顶尖专家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可这门科学， 在“现场没有测量的温度”、 “无法确定的进餐时间”、 以及“个体差异”这些变量面前， 失去了它的“绝对确定性”。
当一位反方证人说出 “并不确定”的那一刻， 这份推定， 就已不足以 成为惩罚一个人的依据。
这桩案件此后 成了长期讨论的参照， 话题围绕初步侦查的标准化， 以及法医科学能力的强化。
一场无人被惩罚的死亡
两个人死了。
一名年轻牙医， 和她两岁的女儿。
这不是争论的对象。 这是确凿的事实。
然而，对于这两条人命， 在法律上受到惩罚的， 一个也没有。
丈夫被确定无罪， 其他任何人 也从未被认定为凶手。
加害者是存在的， 可在法律上却没有加害者。
正是这种奇异的空白， 让这桩案件 在人们的记忆里久久停留。
在合上这只抽屉之前
有一点必须说清楚。
最高法院已确定了丈夫无罪。
他不是这桩案件的凶手—— 这是法律给出的最终结论。
因此，把他 当作凶手来谈论， 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
与此同时， 真凶始终没有查明。
有人确实 在那间屋子里加害了两个人， 可那个“有人”的名字，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 依然是空白。
这桩案件留下的， 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科学，究竟能相信到什么地步。 没有证据的怀疑，又能做什么。 而一场无人被惩罚的死亡， 究竟该由谁来记住。
于是她们两个， 既没有被遗忘， 也没有被偿还， 就这样留了下来。
有人杀了她们， 法律却没能惩罚任何人。
在这两者之间的空白里， 一个至今尚未揭开的真相， 静静地搁在那里。
三十年过去了。
案发现场的那栋房子已经消失， 相关的人都已老去， 许多事都被遗忘。
但唯有这只抽屉， 还没有合上。
当真凶终被查明的那一天， 两个名字旁边的 那片空白， 才终于会被填满。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这个故事，一直敞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