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凶手，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
没有物证，有的只是刑讯逼出的一纸口供。两名男子为一桩自己没有犯下的杀人案在监狱里度过了21年，当他们重获自由时，青春早已逝去。而真正的凶手，则永远藏进了时间的背后。
这是一桩1990年发生在韩国釜山洛东江边的杀人案。但更确切地说，比起这桩杀人案本身，这更是一个关于其后发生之事的故事——国家如何将两名无辜者塑造成了凶手，又为何用了整整31年，才肯承认这个错误。
1990年初，那个冬天的江边
1990年初，釜山市沙上区严弓洞的洛东江边。这片远离市区的江边芦苇荡，即便在白天也人迹罕至。那年冬天的一个凌晨，两名蒙面歹徒扑向了在停放的车中约会的一对男女。
女子遭到性侵后被杀害，同行的男子身受重伤。这是一桩发生在僻静江边、无人目击的黑暗之中的抢劫杀人案。遇害女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在那里经历了何等的恐惧与痛苦——我们不会轻率地加以描绘。但有一个事实必须清清楚楚地铭记：那一夜，一条生命被不公正地终结了。
1990年的地方江边，没有今天这般密布的监控摄像头。既无目击者，也缺乏决定性的物证。警方手中握有的，只有一具遗体、一名受伤的幸存者，以及黑暗。案件迟迟无法侦破，随着时间流逝，似乎将沦为悬案。
然而，要求破案的压力并未消散。而这股压力，转向了两个与案件毫无干系的男人。
被错误之网网住的两个人
案发过了很久之后，两名男子被警方抓获。曾是出租车司机的崔某，和他的朋友张某。两人并非从一开始就被指认与洛东江边杀人案有关。据报道，他们本是因一桩与杀人毫不相干的别的案件在接受调查，却在过程中被偷换成了本案的嫌疑人。
侦查机关究竟为何指认他们，那条关联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即便如今回望也难以令人信服。没有任何物证能把这两人与那个冬天凌晨的江边直接联系起来。然而崔某与张某转眼之间就被打成了"洛东江边两人组杀人犯"。
先是一人被捕，在"交代同伙"的逼问之下，朋友的名字被供了出来。就这样，两人一同被套上了杀人的绞索。与其说是彼此攀咬，不如说是在无从逃脱的压力之下，各自的名字被从对方口中生生逼了出来。
刑讯逼出的口供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直到无罪确定的那一天，两人始终如一地说着同一句话：口供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
据日后在再审过程中揭露的情形，两人在调查过程中遭到非法监禁，接受了残酷的审讯。据他们供述，其中有殴打，有用水进行的刑讯，还有倒吊以及不让睡觉的审讯。让一个连续数日无法入眠、身处暴力与威胁之下的人去坚守自己的清白，在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此我们不会把刑讯的残酷当作展品。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一个人在极度的痛苦与恐惧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并非因为他软弱，而是因为他是人。为了从眼前的痛苦中脱身，怀着"只要熬过这一刻就好"的念头，人甚至会说出赌上自己性命的谎言。
纵观世界各国被揭露的冤案，无辜者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常见。而当那口供是在刑讯之下逼出来的，它便不再是证据，只是暴力的产物。
名为"口供"的证据
在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司法史上，最危险的证据，出人意料地竟是"口供"。
口供是强有力的。因为没有什么证据看上去，比一个人亲口说"是我干的"更为确凿。然而正因这份强有力，口供才危险。在物证不足的案件里，一旦侦查只死抓着口供不放，逼取口供本身便成了侦查的目的。人们不再去寻找真相，而是把人硬塞进一个早已定好的结论里。
洛东江边案中，并无能将两人指认为凶手的决定性物证。并非现场提取的证据指向了他们。支撑起整个案件的，唯有口供，而且还是刑讯之后逼出的口供。本该由证据填补的地方，被暴力取而代之。
上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一些强压式侦查，正是这样运作的。先把凶手定下来，再一路施压，直到那人口中吐出"是我干的"这句话。如此炮制出的口供，在法庭上成了强有力的武器，此后无论如何高呼真相，都极难被推翻。
无期徒刑，以及21年
庭审开始后，两人在法庭上否认了罪行。他们申诉说，口供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然而在一桩没有物证、仅凭口供推进的审判中，这份申诉未被采纳。
两人被判处的刑罚是无期徒刑——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是一种有可能让人在牢中终老的刑罚。而这一刑罚就此确定。
据传，在本案二审中为两人辩护的人当中，还有一位当时的人权律师，他日后成为了大韩民国的总统。他指出强压式侦查与刑讯的情形，力争无罪，但那个时代的法庭没能翻越口供这堵高墙。要让真相取胜，那个时代还太早了。
就这样，两名男子因一桩自己没有犯下的杀人案身陷囹圄。三十岁上下的年纪便成了无期囚，在铁窗之中度过了21年这样漫长的岁月。当他们在2013年前后获假释重返人世时，青春早已逝去。入狱时还是青年的两人，出狱时已远远过了中年。
失去的21年
让我们来数一数21年这段时间。
在他们身陷囹圄期间，世界已彻底改变。传呼机消失了，手机握进了人们的手中，街头的景象和人们的说话方式都变了。而在这一切变化之外，两名男子被关在一间时间停滞的房间里。
无期囚没有刑期的尽头。何时能出去，甚至究竟能不能出去，都遥遥无期，只能一天一天地熬下去。为一桩自己没有犯下的杀人案去熬过那段时间，那份心境，身处高墙之外的我们无法完全体会。
家人的生活也一同崩塌了。"杀人犯家属"的烙印，也在父母与兄弟身上投下阴影。一个人的冤屈，不会止于这一个人。它会蔓延到每一个爱他的人的生活里。
而在这21年间，真正的凶手想必正在某处自由地生活着。这是整桩案件中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一点。当两名无辜者替他被关押的时候，那个在冬夜江边真正犯下罪行的人，却逃脱了惩罚，消失进了时间之中。
再审——再度叩响那扇紧闭的门
获假释出狱之后，两人也没有停下。他们无法把失去的21年就此咽下、苟且度日。为了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决意去叩响最后一扇门——再审。
所谓再审，是指当认定已确定的判决存在重大错误时，对该案件重新进行审判的制度。由于这意味着推翻一份已经尘埃落定的判决，再审的门槛极高。必须有新的证据，原判决的错误也必须明白无误。以至于有种说法：比起获判无罪，开启再审本身更难。
这场艰难的斗争中，有一支专门办理再审案件的律师团加入进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那桩没有物证、仅凭口供成立的有罪判决，以及刑讯逼供的种种情形，一点一点重新垒砌起来。
转机来自国家自身。在检察机关的"过去事委员会"等重新审视旧日强压式侦查案件的大潮之中，2019年前后就本案得出了一份调查结论，大意是"此案系经刑讯逼供而被伪造"。制造了这桩案件的国家，开始承认这桩案件是一起伪造。这份结论，成了叩开再审之门的决定性力量。
迟到31年的无罪
2021年2月4日，釜山高等法院在再审中判处两人无罪。
审判部认定，两人在调查过程中遭到非法监禁，存在刑讯与酷虐行为，如此逼出的口供不具有任意性，不能作为证据。31年前那份没有物证、仅凭口供就认定有罪的判决，终于被推翻了。据传检察机关在再审过程中也对两人求处无罪，其后又放弃上诉，无罪就此确定。
自案发的1990年算起，31年。这是两人在监狱里度过的21年，加上出狱后为再度证明清白而抗争的岁月的总和。三十岁上下便成了无期囚的两名男子，直到年近六旬，才终于将"无罪"二字握在手中。
宣判无罪的那一天，法庭里流下了泪水。然而那泪水无法归还任何东西。无论是流逝的21年，逝去的青春，还是崩塌的家庭生活。
国家的道歉，以及失去的时间的价码
无罪确定之后，警方迟迟地低下了头。就警方侦查发出了正式道歉，传达出"深刻反省"之意。这是一份用了31年才等来的道歉。
两人及其家属对国家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主张违法的侦查、刑讯以及错误的有罪判决，令他们蒙受了难以恢复的损害。法院认定了国家的赔偿责任，判令向两人及其家属赔偿相当数额的款项。据传，相关赔偿规模达到了数十亿韩元级别，法务部于2022年决定放弃这桩国家赔偿诉讼的上诉。国家就此退让，不再就自身的过错继续争辩。
然而，无论多少赔偿金，无论怎样的道歉，都无法归还因一桩自己没有犯下的杀人案而失去的21年。以金钱计量的赔偿额，不过是国家承认了自身过错的一枚凭证。失去的时间，本就无法标出任何价码。
真正的凶手，藏进了时间的背后
这桩案件里，有一处终究未能填补的空白，那就是真正的凶手。
两人被改判无罪，意味着那个冬夜在江边真正犯下罪行的另有其人。然而那个真凶终究没能被查明。因为案发至今已过了太久的岁月，抢劫杀人罪的追诉时效已然届满。
所谓追诉时效，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一定期限，便不能再就该项犯罪提起审判的制度。即便如今能锁定真凶，在这桩时效已过的案件里，将他送上法庭的道路实际上已被封死。当两名无辜者替他被关押21年的时候，真正的凶手却从容地溜出了惩罚的时刻表之外。
这正是刑讯逼供式侦查留下的最残酷的后果。将错误的人塑造成凶手的那一刻，追查真凶的时间与机会，也随之一同消失。两人失去的21年，与那始终未受惩罚的真凶的自由，是同一桩案件的正反两面。
我们为何要记住这桩案件
洛东江边杀人案，与华城第8案、三礼纳拉超市案、益山药村五岔路口案一道，被并列称为大韩民国警方刑讯、伪造式侦查的代表性黑历史。这些案件有着同一套语法：先把凶手定下来，用口供取代物证摆在前面，再用暴力把那份口供逼出来。
其结果总是相同的。无辜者身陷囹圄，真凶在高墙之外享受自由，真相被揭开却要耗费数十年。在洛东江边案中，这段时间是31年。
这桩案件昭示了司法制度能够变得何等脆弱。把口供置于证据之上的侦查、施加于人的刑讯、以及那份一旦下了结论便难以推翻的惯性——当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时，一个毫无罪过的人也可能沦为无期囚。
尽管如此，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仍有一样东西留存了下来。正因为有两个人背负着失去的21年却不肯放弃、去叩响再审之门，国家最终才承认了自身的过错，低下了头。真相虽迟到了31年，却终究没有缺席。
只是，在那真相的背面，那个始终未被抓获的真凶的阴影，至今依然残留着。他永远藏进了时间的背后。而将他藏起来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份刑讯逼出的口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