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全國那些笨蛋警察。工作，做得開心嗎？」
那些信，大概就是這種語氣。裝在廉價的信封裡，用一台普通的打字機打成，以一種嬉皮笑臉的大阪腔寫就，寄到了報社與警局。信裡指名道姓地嘲弄辦案人員，指出刑警的推理錯在哪裡，還一次又一次地挑釁——來抓我啊。這夥人替自己取了個彷彿從舊偵探小說裡走出來的名號：「怪人二十一面相」。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裡，全日本每天早上都在讀這些信——一半為那份厚顏而發笑，一半又想到同一雙手正把什麼東西悄悄放上街角店家的糖果貨架，而感到毛骨悚然。
從浴室裡被擄走的社長
一開始，一點也不像戲。1984年3月18日晚間，據傳有兩名持械男子闖入江崎固力果社長江崎勝久的住處。固力果，是那家幾乎每個日本孩子都吃著它的牛奶糖與零食長大的製菓大廠。根據案件記載，歹徒在大阪近郊的住家裡，把正在沐浴的他就這麼濕淋淋地拖走，隨即消失無蹤。
他們索求的贖金，據傳約為現金十億日圓外加大量金塊。這是日本前所未見、膽大包天的企業綁架案。然後，幾天之後，故事迎來第一個詭異的轉折。
江崎逃了出來。據傳他從被關押的倉庫裡自行掙脫繩索，徒步走了回來。社長平安無事。若是尋常的犯罪，故事到這裡就該落幕了——一場失手的綁架、一次僥倖的脫逃、對逃逸者的追捕。然而，這一切不過是序曲。
縱火，以及第一批來信
歹徒並沒有像尋常綁匪那樣銷聲匿跡。相反，他們似乎因為到手的獵物溜走而更加惱怒，並把這股怒氣，化為對固力果整家公司的攻勢。
接下來的幾週裡，據案件史料，固力果停車場的車輛遭到縱火，一個裝著疑似強酸、帶有威脅意味的容器被放在公司廠區附近。傳達的訊息夠清楚了：這已經不再是一筆贖金的事，而是一場圍城。
接著，信件開始了，一切都變了樣。信上署的名，據傳取自日本知名推理作家江戶川亂步的作品——那位以易容著稱的「怪人二十面相」，被多添一面，篡改成了「二十一面相」。這是刻意而戲劇化的選擇。這夥人不只是在犯罪，而是在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角色」。
信件不只寄給警方，也一併寄往報社與電視台。他們要的是「觀眾」。
貨架上的毒
對一家公司而言，縱火與恐嚇信是一種惡夢。但怪人二十一面相接下來所做的，是截然不同層次的恐懼——因為它越過了公司，伸手探進了全國每一戶尋常人家。
歹徒宣稱，他們已在固力果糖果裡摻入氰化鈉，放上店家貨架，任由孩子買去吃。為了證明威脅屬實，他們甚至指出毒糖果就藏在哪裡。據傳，部分產品被發現貼著粗糙打印的字條，大意是「內含毒物」——換句話說，就是「有毒 危險」之類的警告。彷彿一面嘲弄顧客，一面又替自己留好脫身的餘地。
結果，是一波席捲整個零售業的恐懼。全國貨架上的固力果產品被撤下。公司營收崩盤，據傳生產停擺，許多員工受到波及。原本對一顆牛奶糖毫無戒心的父母，如今會把每一張包裝紙翻來覆去地檢查。那個最天真無邪的地方——街角的糖果鋪，成了令人害怕的所在。
讓一國又笑又縮的信
把這樁案子從平凡中拔升起來、化為全民執念的，是信裡的那個「聲音」。
怪人二十一面相寫信，像個享受著自己每一句台詞的舞台反派。換句話說，那些信取笑警方動作慢，向新聞界道謝說多虧免費宣傳，還在某處據傳勸辦案人員「多吃點、多動點腦」。他們說笑，向觀眾席表演。當某封信宣布這夥人「大發慈悲，決定不再往固力果糖果裡下毒」時，讀來不像赦免，倒像個等著掌聲、暫且停頓的演員。
那裡頭有一種貨真價實的黑色喜劇，而人們在受驚之餘，也感到那股拉力。信被新聞引用、被報紙逐字剖析、在晚餐桌上被反覆咀嚼。這夥人對媒體的了解，勝過媒體對這夥人的了解。
但那份幽默，是罩在某種冰冷之物上的面具。玩笑背後，是一夥為了貫徹主張、願意把氰化物放在孩童伸手可及之處的人。在毒物之上咧嘴而笑的小丑——正是這份矛盾，讓怪人二十一面相如此令人無法別開視線，也如此難以原諒。
目標擴大——森永，以及更遠
在與固力果「休戰」之後，這夥人並未安靜下來。他們轉而把矛頭指向其他製菓公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森永，這也讓整樁事件得到了日後被歷史記住的名字：「固力果・森永事件」。
模式一再重演。恐嚇送達，摻毒或號稱摻毒的糖果現身，勒索金錢的要求隨之而來。據傳，森永的糖果包裝上也被發現貼著打印警告，聲稱內含毒物，同樣被放在尋常顧客伸手可及之處。這夥人已經明白，「恐懼本身」就是武器。他們甚至不需要真的在許多產品裡下毒，只需要讓全國相信——任何一件產品，都可能有毒。
一家又一家公司收到勒索。整個產業，被一夥誰也沒見過真面目的人挾為人質。
一再失敗的埋伏
警方並非袖手旁觀。每當歹徒要求交付贖金，辦案人員便看見了機會：答應交款、依指示行動，等取款的人一現身，就當場逮住。
從未成功過。信中的指示把警員在一處又一處之間，沿著彎彎繞繞的路線來回調度，到了關鍵一刻，線索便斷了。在最惡名昭彰的一段裡，據傳交款地點被安排沿著高速公路與鐵道設置，要人把錢放在行進中的列車附近——即便如此，取款者仍舊溜走。海量的警力被投入。這夥人似乎永遠快人一步，彷彿能從高處俯瞰警方所下的整盤棋。
那些失敗之所以格外屈辱，正因為它們都是公開的。信件事後往往會以嘲弄的口吻，描述警方是如何搞砸了那場本該逮住他們的行動。
狐狸眼的男子
從那一次次失敗的行動中，留下了本案最揮之不去的一個影像：一個有著細長、獨特雙眼的男子。
在某次贖金行動途中，據傳有目擊者注意到一名可疑男子在交款地點附近徘徊、窺伺。警方根據這些證詞繪出一張模擬像，那個人物後來被稱作「狐狸眼的男子」——一個中年男子，一雙銳利上挑、令目擊者久久難忘的眼睛。他的臉被印得到處都是。有那麼一段時間，他是日本手上最接近「嫌犯」的存在，是打字機與嘲弄背後那個「人」，唯一被瞥見的一角。
然而，他的身分始終沒能查明。那張模擬像在報紙與傳單上盯視了世人好幾年，是一張沒有名字的臉，最終卻通往任何地方。他仍是本案最大的懸而未解之問——或許是這夥人的一員，或許是把風的，或許只是個碰巧眼細、又碰巧時機不對的路人。證詞彼此矛盾，確鑿始終沒能達成。
一樁必須慎重講述的死
隨著搜查毫無結果地拖延，那份重量最沉重地壓在扛著它的人身上。其中，有一位參與本案的滋賀縣警高層。在他的指揮下，這夥人依舊未能被送上法庭。
1985年，那位警界高層自我了斷。這是任何誠實記述本案時都該納入的事實，但它理應被平實而簡短地講述，不當作奇觀。他是一個被一樁怎麼也解不開的搜查壓垮的人，身處一個舉國注視著每一次失敗的年代。他的死，被記為這樁把整件事當成遊戲來玩的犯罪所留下的、人性代價之一——提醒著人們，那齣戲的背後，有著真實的人、真實的壓力、真實的失去。
不久之後，這夥人寄出了他們最後幾封信中的一封。信中提及那位高層之死，據傳以一種嘲弄的口吻書寫，而這在全日本被視為幾乎令人難以承受。接著，他們宣布「到此為止」。
「原諒固力果」——然後，沉默
1985年夏天寄出的最後一封信，讀來像一次謝幕。換句話說，怪人二十一面相宣布結束他們的攻勢——說他們原諒了那些糖果公司，說他們已經玩得盡興，說他們要從折磨食品業的這門「行當」裡退休了。語氣輕鬆，毫無悔意，而且斬釘截鐵。
然後，什麼都沒有了。
不再有信。不再有毒糖果。不再有彎繞的贖金路線，也不再有照片角落裡那個狐狸眼的男子。那夥牽動了一國目光長達一年半的人，就像關掉一盞燈那樣，乾淨俐落地停了下來。無論他們是誰，他們走開了——而且從此再無音訊。
搜查又持續了好幾年，但線索是真的冷透了。依當時的日本法律，各項罪行的追訴時效一項項屆滿，到了2000年，最後一項時效也告完成。從那一刻起，即使查出兇手，也再無法起訴。這樁案子，在法律的眼中，了結了。懸而未解，卻已了結。
化為一齣戲的犯罪
四十多年過去，留給我們的是什麼？
一位從浴室被拖出的社長，以及一場把綁架變成聖戰的脫逃。縱火與強酸。放在孩童伸手可及之處的氰化物，以及一整個國家用不安的手翻看著糖果。以三流小說反派的嗓音嘲弄警方、糾正他們的錯誤、把媒體當樂器來彈奏的一封封信。一場接一場崩潰的埋伏。一個始終沒有名字、眼睛細長的男子。一位警官之死——歹徒拿它當輕，其餘所有人卻承受著它的重。然後是一次優雅而怪誕的鞠躬，隨之而來的沉默——再接著，是把追求正義的最後一絲希望，也官僚地、緩緩地耗盡的追訴時效。
怪人二十一面相始終沒被抓住，沒被查明身分，也沒被完整地解釋。歲月流轉，辦案人員與寫作者總是謹慎地拋出一個個假說：說這夥人是看透企業恐懼與股價的老練勒索高手；說他們與組織犯罪的邊緣有所牽連；說有一個熟知這些公司及其弱點、心懷不滿的內部人牽涉其中。這些，沒有一個被證實過。每一個，都只是被遞出、又被收回的一道陰影。
或許，那才是這樁案子真正而可怕的「成就」。怪人二十一面相懂得一件多數罪犯始終不曾參透的事：犯罪可以是一場「演出」，恐懼會因為有觀眾而被放大，而一個親口敘述自身故事的反派，會變得比他所犯下的任何單一行為都更龐大。他們把自己刻進這個國家的記憶裡，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一個「角色」——一個用嬉笑大阪腔寫成的名號、一雙狐狸的眼、一台在燈光下的房間裡喀噠作響的打字機。然後，在築起這則神話之後，他們走下舞台，把其餘的一切交給了沉默。
燈光暗下。觀眾至今仍在等那個反派歸來。他，始終沒有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