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八六年九月的某一天到一九九一年春天，在韓國京畿道華城郡泰安邑一帶的稻田與鄉間小路上，十名女性先後遇害。在一片並不算大的區域內，同樣手法的殺人事件持續了將近五年，兇手卻始終不留痕跡。警方動用了累計二百零五萬人力，並將兩萬多人列入嫌疑範圍。單一案件動員如此龐大的人力，在韓國偵查史上前所未有。即便如此，兇手最終仍未落網，此案作為韓國最惡劣的懸案懸置了三十餘年。在這段歲月裡，一名男子卻因自己並未犯下的罪行，在獄中被囚禁了將近二十年。而在二○一九年，從陳年證物中提取的一小片DNA，翻轉了一切。這就是奉俊昊導演的電影《殺人回憶》所依據的華城連環殺人案的故事。
一九八○年代，籠罩華城稻田的恐懼
一九八○年代後期的韓國，是與今日截然不同的國度。首爾在一九八八年舉辦奧運，向世界展示其發展成果；但距首爾以南僅一個多小時車程的京畿道華城，仍是一片典型的農村，遼闊的稻田一望無際。村莊與村莊之間，是連一盞路燈都沒有的泥土路，夜幕降臨後四下漆黑一片。人們彼此熟識，不鎖門過日子也並不罕見。正是在這樣一個寧靜的農村，一股無法解釋的恐懼開始悄然滲入。
第一起案件發生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此後直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三日，在約四年七個月的時間裡，同一地區連續發生了十起殺人案。被害者是年齡與背景各異的女性，從十三歲的少女到七十一歲的老人都有。她們的共同點是，大多在雨夜或昏暗時分獨自走在路上時遇害。案件反覆發生後，整個華城陷入恐懼之中。天一黑，女性們便不敢外出；有傳言說穿紅衣的女性會成為目標，於是村裡的紅色衣物一時銷聲匿跡。學校讓女學生提早放學，夜路上則有家人前來接送。原本寧靜的農村，短短幾年間便化為恐懼之地。
史上最大規模的搜查，以及一再的失敗
案件一再發生後，警方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搜查。在長達約六年的偵查期間，動員的人力累計達二百零五萬人。這是把每天數百到數千名、在漫長歲月中投入的警員與支援人員全部相加得出的數字。列入嫌疑範圍者就超過兩萬人，並採集了四萬多枚指紋及數百份基因與毛髮樣本。村裡的青年一次次被傳喚到警局接受調查，附近相當一部分居民都曾一度被列為嫌疑人加以審視。單一案件傾注如此龐大的國力，在此之前與之後都不曾有過。
然而搜查屢屢碰壁。一九八○年代末韓國的科學偵查技術仍處於起步階段。國內幾乎沒有能力分析現場採集到的微量證據，部分樣本甚至被送往日本或海外進行檢測。關鍵證據或許就在眼前，但那個時代的技術卻無力解讀。加之當時偵查慣例的問題也交織其中。在成果壓力之下，部分偵查採取了逼供的高壓手段，這在日後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最終，十起案件中有九起未能鎖定兇手，成為懸案。華城連環殺人，就這樣成了韓國懸案的代名詞。
在懸而未決之際被拍成電影的案件 —《殺人回憶》
隨著歲月流逝，此案似乎逐漸從世人的記憶中淡去。然而在二○○三年，奉俊昊導演推出以此案為原型的電影《殺人回憶》後，華城連環殺人再度成為全國熱議的話題。這部電影並非原樣重現真實事件，但它濃墨重彩地刻畫了鄉間小鎮發生的連環殺人、追查此案的刑警們的無力感，以及始終抓不到兇手的窒息般的鬱悶。尤其令觀眾回味不已的是，在這部電影拍攝並上映之際，案件仍然懸而未決。
電影的最後一幕尤其長久為人談論。多年之後，重返案發現場的昔日刑警，聽到一名幼童說曾見過兇手的臉，隨即直視鏡頭。那彷彿是向或許正在某處觀看這部電影的真兇拋出的一個問題。事實上，在此案的真兇落網後，他是否看過這部電影一度也成為話題。這是懸案在大眾文化中化為一種象徵，而該象徵日後又與現實真相重逢的罕見案例。不過應當謹記，電影終究是經過改編的創作，須與案件的真實情況區分看待。
三十年懸案，以及不曾被遺忘的證據
歲月無情地流逝。追查此案的刑警一個接一個退休，被害者的遺屬未能得知真相便日漸老去。因「華城」這一地名本身便令人聯想到這樁殺人案，日後城市擴張、聲名日隆的華城地區，有時也為與此案的關聯感到負擔。在人們的記憶中，華城連環殺人逐漸固化為「永遠無法破解的謎」。
然而，有一樣東西不曾被遺忘，那就是案發當時從現場採集並一直保管至今的證物。一九八○年代後期無法分析的微量證據，在警方物證保管室的一角沉睡了數十年。與此同時，世界的科學突飛猛進。分析基因的DNA鑑定技術，在一九八○年代甚至還不存在，到了二○一○年代卻已精密到能從極微量的樣本中鎖定個人身份。於是在二○一九年，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廳在重新審視陳年懸案的過程中，決定以最新技術重新分析那些陳舊的證物。這是沉睡了三十多年的證據終於開口的時刻。
二○一九年，DNA揭開的逆轉
二○一九年九月，警方發布了震驚全國的消息。從華城連環殺人案證物中提取的DNA，與一名因另一起案件已在服刑的男子的基因相符。這名男子名叫李春在。令人驚訝的是，他並非未曾落入偵查網。恰恰相反，作為居住在華城地區的居民，他在初期偵查中曾被列為調查對象，卻因缺乏決定性證據而獲釋。一個身處偵查網之中、卻因技術侷限而被放走的人，被三十多年後的科學重新捕獲。
更令人震驚的是，他早已因另一起殺人案被判無期徒刑，很久以前便已在服刑。他在一九九四年因殺害小姨子（妻子的妹妹）一案被捕，無期徒刑確定。換言之，華城的真兇並非潛藏於世界某個角落，而是早已因另一樁罪行被囚於獄中數十年。DNA相符確認後，在警方的調查中，李春在推翻了最初的否認，供認華城案件大多是自己所為。他所坦承的罪行超出了華城連環殺人。連同不為人知的案件在內，他供述自己共犯下十四起殺人。長久以來作為「無臉殺人魔」存在的身份，終於因陳年證物中的一小片DNA而水落石出。
第八起案件的另一場悲劇 — 被奪走二十年的人
李春在的供認解開了長年的懸案，卻同時將一場被掩埋的悲劇拉到世人面前。那便是第八起案件。在華城連環殺人中，唯獨第八起案件，早已被認定為兇手落網並受到懲處。一九八九年，一名當時二十二歲、名叫尹性汝的男子被指為第八起案件的兇手，遭逮捕並判處無期徒刑，在監獄中度過了將近二十年。然而當李春在供認第八起案件同樣是自己所為時，人們才發現尹性汝竟因自己並未犯下的罪行，將整段青春都葬送在監獄裡。
尹性汝的遭遇，成為高壓偵查會釀成何種悲劇的代表性案例。他早已一再申訴自己並非兇手，那聲音卻長期無人聽見。真兇明朗後，他提出再審申請，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法院終於判他無罪。此時距案發已逾三十年。在再審法庭上，法院就過去錯誤的偵查與判決致歉。未能抓住真兇的偵查失敗，並未以懸案這一結果告終，而是延伸為另一種悲劇 — 將一名無辜者的一生連根奪走。這一幕表明，華城案件留下的傷痛，遠不止於十名被害者。
追訴時效，以及留下的東西
真兇明朗，甚至取得了供認，法律卻無法追究李春在對華城連環殺人的責任。案發當時韓國殺人罪的追訴時效為十五年，而華城案件大多在二○○○年代初至中期便已時效屆滿。無論真兇如何確認、本人如何供認，在法律上都已無法就那些罪行重新審判或加以懲處。李春在因早已因殺害小姨子在服無期徒刑，仍留在獄中，但對在華城喪命者的懲處，終究未能實現。
韓國正是在這類懸案所留下的問題意識中，於二○一五年通過所謂的「泰完法」，廢除了殺人罪的追訴時效。然而這部法律對已經時效屆滿的案件並不溯及既往，因而未能觸及華城案件。真相雖已大白，正義卻未能圓滿，這是一次一半的解決。即便如此，此案仍為韓國社會留下了不少東西。它表明，無論流逝多少歲月，只要保存證據、等待科學進步，便能一步步逼近真相；同時它也留下一個沉痛的教訓 — 草率而高壓的偵查，會如何摧毀一個無辜者的人生。
尚存的故事
華城連環殺人案蘊含著層層疊疊的故事。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一年，十名女性在一個農村喪命，儘管有史上最大規模的搜查，兇手仍未落網。此案懸而未決三十餘年，成為電影的原型，而在這段期間，一名無辜者在監獄裡度過了二十年。而在二○一九年，從陳年證物中提取的一小片DNA，將李春在這個名字揭示於世，為漫長的謎團畫下句點。但那個句點並非正義的圓滿，而是在早已屆滿的追訴時效面前戛然而止的、一半的句點。
今天關於此案，我們能夠確定地說出口的，是真相終究水落石出。無臉殺人魔的身份被揭開，被冤枉囚禁的人也遲來地洗清了污名。科學跨越了時代的侷限，照亮了久遠的黑暗。然而失去的歲月與生命，卻無論以什麼都無法挽回。曾籠罩華城稻田的漫長恐懼已然散去，但那份恐懼所留下的傷痛之重，至今仍伴隨在我們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