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29日傍晚，在首爾江南區狎鷗亭洞的一處公寓社區附近，一名九歲男童忽然失去了蹤影。就在當晚，男童的家中開始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恐嚇電話。男子聲稱孩子在他手上，並索要一筆巨款。此後的四十四天裡，他一次又一次地撥打電話，多達數十通，執拗地逼迫這對父母，卻總能巧妙地躲過警方的每一次追查。父母為了救回孩子，完全按照歹徒的指示行動，男子卻始終不曾現身。而在男童失蹤的第四十四天，他被發現陳屍於漢江畔的一處排水道中。歹徒最終未曾落網，2006年公訴時效屆滿，此案成為永久懸案。留下的，只有那些電話裡傳出的歹徒錄音話聲。這便是後來啟發電影《那傢伙的聲音》的李炯浩綁架殺人案的故事。
1991年，狎鷗亭 — 消失的孩子
1991年的首爾，是一座正在飛速改變的城市。憑藉1988年奧運會向世界揚名的韓國正處於經濟高速成長的洪流之中，而江南正是其核心。尤其是狎鷗亭洞，是一片新建大型公寓社區林立、在當時最為現代化的住宅區之一——寬闊的道路、整齊的社區、往來的汽車。表面看來，這是個平靜而安全的社區。而案件，正是在這樣的日常之中爆發的。
1991年1月29日傍晚，就讀小學三年級、年僅九歲的李炯浩在狎鷗亭洞的公寓社區附近消失了。這個孩子只是像平常一樣，在家附近度過時光而已。然而到了傍晚，炯浩卻沒有回家。家人起初以為他是在哪裡玩耍而晚歸，但隨著時間流逝，不安愈發加深。而就在那一夜，一通電話揭示了這並非單純的意外。電話那頭的陌生男子說，孩子在他手上。這是一起綁架。
四十四天的恐嚇電話
案發當晚十一時左右，炯浩家中接到了第一通恐嚇電話。那是一個被推測為操著首爾、京畿地區口音的三十多歲男子的聲音。男子聲稱孩子在他手上，要父母準備一筆巨額現金與一輛汽車，並揚言幾天內會再打電話來。他索要的金額，在當時是一筆極為龐大的數目。對這對父母而言，一場關乎孩子性命的緊迫談判就此展開。
這一天之後，歹徒的電話便再未停止。直到案件結束，恐嚇電話竟持續了整整四十四天。關於通話次數，各項記錄之間略有出入，有資料認為約六十通，也有記錄稱多達數百通。可以確定的是，歹徒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反覆而執拗地逼迫這對父母。男子多次更改交付金錢的地點與方式，父母則抱著救回孩子的一念之心，依照他的指示行事。然而每當他們趕到約定地點，歹徒不是沒有現身，就是早已離去。在這場持續近兩個月的拉鋸中，這一家人所承受的心理煎熬，是難以想像的沉重。
警方也並非束手旁觀。他們試圖追查來電，並在每一處指定地點嘗試埋伏。然而當時韓國的通訊追查技術與偵查條件，遠遠無法與今日相比。要即時鎖定一通市話的發話位置絕非易事，而歹徒正是精準地鑽了這個空子。每次都從不同的地點撥打，並將通話時間縮得極短，面對這樣的來電，偵查一次又一次地慢了一步。
歹徒的聲音，那份縝密
這起案件之所以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裡，有一個特別的原因：歹徒的「聲音」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在恐嚇電話反覆撥打的過程中，警方與家屬錄下了通話內容，因而歹徒的話聲得以作為記錄保存下來。那低沉而沉著的聲音，後來在偵查與公開通緝的過程中多次向社會公開。這是一起罕見的、全國民眾都能聽到歹徒本人聲音的案件。
然而聲音被保留下來這一事實，並未就此帶來逮捕。相反，這聲音恰恰是歹徒縝密的證據。通話中的男子鮮少激動或失誤，比起流露情緒，他更多是冷靜地反覆下達指示。彷彿刻意不留下任何可能暴露所在位置的線索一般，通話都是有計劃地進行的。偵查當局根據這段話聲分析了聲音的特徵、說話方式與語調等，但僅憑這些，要從茫茫人海中鎖定唯一一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面孔、沒有姓名，僅以聲音存在的歹徒。這正是此案被稱為「無臉犯罪」代名詞的緣由。
悲劇的結局
儘管父母竭盡全力、警方全力追查，案件仍走向了最壞的結局。1991年3月13日，也就是男童失蹤的第四十四天，炯浩被發現陳屍於漢江畔的一處排水道中。據悉，發現地點距蠶室大橋以西不遠。持續近兩個月的恐嚇與等待，就這樣以最令人悲傷的方式結束了。
驗屍結果推斷，炯浩在被綁架後不久便已離世。換言之，歹徒是在孩子早已不在人世的狀態下，仍持續了四十四天向父母撥打恐嚇電話、索要金錢。父母懷著或許還能救回孩子的希望而苦苦支撐的那段漫長時光，實際上從一開始便已無法挽回——這一事實，讓此案的悲劇性更為深重。整個社會為之震動，面對這樁針對幼童的殘忍罪行，人們無法掩飾內心的憤怒與悲傷。
案件化為電影 — 《那傢伙的聲音》
隨著歲月流逝，李炯浩的案件似乎漸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去。然而在2007年，一部以此案為藍本的電影《那傢伙的聲音》上映，讓案件再次受到全國關注。這部由朴鎮杓執導、薛景求與姜棟元等人主演的電影，圍繞著被綁架孩子的父母，以及那個玩弄他們的歹徒的聲音，展開了故事。正如真實案件那般，電影中的歹徒同樣僅以聲音存在，直到最後也未曾落網。
這部電影之所以格外引發討論，是因為它在劇末以令人聯想起真實案件恐嚇電話錄音的方式，向觀眾呼籲協助緝拿歹徒。正因取材於一樁懸而未決的真實案件，這部電影超越了單純的娛樂作品，將「尚未落網的歹徒或許仍活在某處」這一令人不寒而慄的現實，深深烙印在觀眾心中。不過，電影終究是經過改編的創作，其細節設定與真實案件的事實或有出入。即便如此，這部作品將一樁逐漸被遺忘的懸案重新拉回公眾討論的視野，其意義不容小覷。
公訴時效，終成懸案
儘管歹徒的聲音得以留存、恐嚇的經過也有詳盡記錄，偵查最終仍未能開花結果。歲月流逝之間，始終沒有出現有力的線索，案件陷入了迷宮。而在2006年1月，殺人罪的公訴時效屆滿。當時韓國殺人罪的公訴時效為十五年，一旦這期限過去，即便歹徒身分查明，在法律上也已無法對其定罪。李炯浩的案件，就此固化為永久懸案。
這起案件長久以來與華城連續殺人案、青蛙少年案並稱為「韓國三大懸案」。尤其因為這是一樁針對幼童的預謀犯罪，此案為韓國社會同時留下了深重的傷痕與課題——對針對兒童犯罪的警惕，以及對公訴時效制度本身的根本性叩問。此後，韓國在這些懸案所引發的問題意識中，於2015年通過所謂的「泰完法」廢除了殺人罪的公訴時效。然而這部法律並未溯及既往地適用於時效早已屆滿的案件，因此無法及於李炯浩的案件。通往真相的大門，已在制度上被關閉。
留下的聲音
李炯浩的案件，為我們留下了層層叩問。1991年的冬天，一個九歲的孩子消失了，歹徒在四十四天裡向他的父母持續撥打恐嚇電話。留下的只有那冷靜而縝密的歹徒話聲，然而這聲音終究未能連結到一張具體的臉孔。案件在2006年公訴時效屆滿後成為永久懸案，日後又因成為電影藍本而被重新喚回人們的記憶。
今天，關於這起案件我們能夠確切言說的，是一個孩子與他的家人所經歷的苦痛，絕不應被遺忘。歹徒沒有落網，懲治他的道路已在制度上被關閉。然而這起案件留下的教訓——針對兒童犯罪的殘酷，以及查明真相的時間不應是有限的這一問題意識——正一點一滴地改變著韓國社會。曾經從電話那頭傳來的那個聲音，如今仍留存在某處。像一道久久未解的叩問，也像我們所有人的一份誓願：願同樣的悲劇，永不再重演。
